我们从何处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告诉我们答案。
7月27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试运营，文物们与观众重逢。如何从文化交融的角度去读懂三星堆文物，如何读懂形制、数量极多的玉璋，以及三星堆文化“有选择”的包容性，是我们认识三星堆的另一个种打开方式。
【资料图】
三星堆博物馆中展出的陶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汪志斌接受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他介绍说，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典型的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特征。在三星堆考古遗存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来自中原等其他区域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三星堆遗址包含三种考古学文化变更
可能是包容不同时段中原文化的结果
汪志斌介绍，公众理解的“三星堆文化”和考古学的专有名词“三星堆文化”有一些差异，主要指的是“三星堆遗址的文化”。三星堆遗址实际至少包含前后相续的三种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其中的三星堆文化是三星堆遗址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因而一般把它作为整个遗址历史文化的代表。
一般认为，三星堆文化从宝墩文化发展而来，后接十二桥文化。宝墩文化与岷江上游河谷地带的史前文化有关联，比如营盘山文化。2009年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了二者之间的过渡性文化遗存。岷江上游河谷地带的文化又与黄河上游洮湟地区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有一定联系。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尊
我们习惯所说的“中原”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区域。19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明确中原文化的西界在渭水上游的大地湾遗址一带。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三星堆遗址的考古遗存都受到了黄河流域古文明尤其是中原文明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是随时随地的，也不能用今天的时空观念，尤其是‘即时通讯’的概念去理解这种影响。应该理解为在一个跨度2000年以上的时段中，不断有来自周边尤其是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一波一波进入四川盆地并产生影响。这些因素既不是连续的，也不属于同一种性质。”汪志斌介绍，三星堆遗址的三种考古学文化变更，很大可能就是不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传播至盆地内同本土及长江流域文明融合发展的结果。
“三星堆遗址的三种考古学文化变更的年代，大致与中原地区的夏商之交和商周之交的年代相呼应。当然，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变更在时间上要稍晚一些。”汪志斌解释道，来自中原等地区的文化影响，并不是以取代的方式进入盆地，而是以融入的方式，成为盆地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时序上的跨区域呼应，可以视为中华文明一体化发展的表现之一。
汪志斌还介绍，生活在三星堆遗址区域的人们将这些来自北方的文明因素，有选择性地吸纳进自身的文明体系，并通过文物保留下来。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罍
三个圈层影响其文化形成
如何“有选择性”仍旧未解
通过比较，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圭、琮、璋、璧、环、瑗、斧、凿、刀、剑、斤、锛等玉石器，尊、罍、瓿、盘等青铜容器，盉、觚形杯、高柄豆等陶器，与夏商时期中原的器形很相似，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些器物是模仿中原器物制造的。其中，陶盉、玉璋、铜牌饰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原器物。
据汪志斌介绍，三星堆陶盉属封口盉类，据邹衡先生的研究，渊源于大汶口文化的鸡彝，承续于龙山时代的陶鬶（guī），经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传入四川盆地内。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的嵌绿松石铜牌饰，造型极为特殊，目前仅在新疆哈密、甘肃天水、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等地有发现，又尤以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最多。而三星堆的时代晚于二里头，一般认为是受到了二里头影响的结果。
三星堆出土形制各异的玉璋
玉璋则被认为是二里头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礼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数量、形制都极多，可以理解为是二里头文化之后玉璋发展与演化的又一个高峰期。由此可见，彼时生活在三星堆地区的人们并不只是接受中原的文化，还在发展这些文化。这种发展可以视为中华文明一体性的又一种表现。
但同时，汪志斌认为，三星堆文化对中原文明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不是简单照搬。例如，目前人们在三星堆遗址还没有看到中原文明的典型器物“鼎”。“肯定这一点比较容易，但要说明‘如何选择’，尤其是这种选择标准及其文化内涵并不容易。我们一般认为，三星堆人是在保持自身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何在盆地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阐明这种选择及其文化内涵，是很重要、但也很困难的一个工作。”也正是三星堆文化的这种选择性，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相呼应。
在采访中，汪志斌将影响三星堆文化的文明区域分为三个圈层，最核心的是盆地自身与西南各族群的文化，这也是三星堆文化本土性主干成分的主要来源。第二圈层包括了盆地东部至三峡、鄂西的早期巴文化区，中原文明区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域，包括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第三个圈层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域外，比如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带来的南亚、西亚、中亚及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因素。但这一圈层的影响因为传播的中继环节尚无发现，所以目前仅处在跨文明比较和猜想的阶段。但不管如何，“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应视为一个开放的多元融合的文明体系，是可以确定的”。
1984年三星堆地点出土陶盉
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
三星堆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
古代文明交流的方式是多样的，比较突出的有族群迁徙、商贸、战争等形式。在汪志斌看来，在三星堆遗址前后2000年的不同时期中，这些方式应该都曾出现过。
汪志斌认为，伴随着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的形成而出现的陶盉、高柄豆等器物，是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夏人迁徙的结果。他介绍，目前学界对这次迁徙的路线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南下江汉平原鄂西一带，经三峡西上到达成都平原；另一种看法是夏人是先走西北，然后经陇南、甘南从西北方向进入成都平原。
当中原文化发展到了殷商时期，三星堆与殷商的关系，就人们目前所知，主要表现为商贸关系。双方的交流通过川东三峡鄂西地区、汉水和汉中盆地以及嘉陵江水道等多渠道实现。
汪志斌介绍，至于跟三星堆遗址有关的战争这种文化交流形式，则可能在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留下了遗迹。1976年，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曾出土西周初年甲骨，其中出现了“伐蜀”“克蜀”字样。但是此处的“蜀”是否指的是古蜀国，如若指的是古蜀国，又是否指的是三星堆，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在采访中，汪志斌不仅强调了三星堆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还举例介绍了三星堆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文化的交流不仅使中原器物进入盆地，也使带有古蜀文明特征的器物，进入了中原地区。“殷墟妇好墓出土玉戈的形制应该来自蜀地，这种形制的玉戈是三星堆遗址的典型器物。其他如华北零星出土的商代三角形援无胡戈，也极有可能是通过汉中等中转地区传输过去的。”
在他看来，这种广泛存在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交流，同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又一表现。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是开放的、发展的，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形成之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华文明的多元汇聚和一体融合都处在演变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及作为其后续巴蜀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典型表现之一。”汪志斌说，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具有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基本特征。而它汇入中华文明的过程，更为理解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