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蜀到离蜀,杜甫在成都收获了他人生非常美好的几年时光。但有聚有散是自古以来的人生规律。杜甫也到了快要离开蜀地的日子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8月26日下午1点,由川观新闻、封面新闻、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杜甫 成都 诗”系列讲座迎来19讲,阿来以“忧国与怀乡”为主题展开讲述。“杜甫 成都 诗”讲座系列设定为20讲,本场讲座之后,该系列也将迎来最后一讲。与此相应,杜甫也将前往他的下一站旅程。

阿来在讲座中

在成都的杜甫依然心忧天下

“杜甫 成都 诗”讲座系列主要是贴近杜甫在成都写的作品来讲杜诗。在成都他会写自己的生活细节。或许有人因此对杜甫产生一个印象:杜甫在成都期间,只关心眼前的、自己的事情。其实不是如此。“在成都期间,杜甫其实也不只是写在成都的事儿,也会写距离成都比较远的,他还是心系北方、心系国家安危,心系天下。而且他也写了相关的诗,表达和记录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阿来在开场时说。

在成都,杜甫自己的生活是安稳的,他会关心自己的茅屋漏不漏雨,这场雨是喜雨,还是苦雨,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他还是会关心自身之外的地方。在他内心,一直没有褪去他忧患的本色。在这次19讲,阿来所选择的这组杜诗,大部分是他在成都所写但是心系天下的作品。也正因为此,阿来将这一讲的题目命名为“忧国与怀乡”。

阿来在讲座中

“春天的锦江很美。杜甫在成都登楼望远,眼前花朵烂漫,白云悠悠,但他忧心忡忡。因为当时唐朝深受安史之乱之苦,而且边疆有患,给中原地区的政权形成威胁。所以他写下《登楼》这首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辞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这是杜甫在成都写的七言律诗当中相当著名的一首。之前他已经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七律诗,就是《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那是杜甫写自己在成都访古的题材。杜甫还写过一首非常漂亮的七律《卜居》,写自己建草堂的事情。还有《客至》,写自己在成都接待朋友。阿来说,“这首《登楼》,眼前虽然还是成都的景色,但是杜甫的心里翻飞的情绪,就不限于成都了,而是通向遥远的边疆,通向北方的朝廷,通向远古的历史。”

阿来在讲座中

由于兵连祸结,农田庄稼成熟给农民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灾难。因为,在当时的西北一带,战争中的各方都会出动,到田地里抢刚成熟的庄稼,谁能拿到粮食,谁就有战略物质。于是就出现了杜甫在《大麦行》中所写的景象,“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当时唐朝派蜀兵三千人,去千里迢迢支援“防秋”,非常辛苦,也引发杜甫的同情,“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 ”

在讲《大麦行》时阿来提到,在史书里有相关记载,公元763年,杜甫刚刚从梓州阆中回到成都,严武二度来治蜀,就是蜀兵“防秋”这个时候。阿来还提醒到,虽然杜甫的诗有高度的写实,但杜甫笔下写到的地方,未必一定亲自到过那个地方。

忧心多了,积累的东西需要一个出口。在《天边行》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自比一个有家归不得的“天边老人”,早上从草堂走出来,“日暮东临大江哭”。面临大江的诗圣,忍不住痛哭失声,“可能是那天也喝多了酒。杜甫情绪有点难以自控。其实他哭不光是自伤自怜,想到的不光是自己身世之苦,更是为天下而哭。”

讲到此,阿来说,安史之乱给唐代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客观上也刺激、成就了杜甫的这些诗歌创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但是如果杜甫可以选择,“我想,他也会宁愿不写这些诗,也不愿有安史之乱。”

司马迁、杜甫、苏东坡身上都有一种“不懈”

痛苦太多了,人会回想一些美好的往昔,给自己打气。在《忆昔二首》中,杜甫详细回忆、描述了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平、有秩序、社会安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回忆多了,杜甫再对比自己所处的当下,“洛阳宫殿焚烧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秩禄。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忧国忧民的同时,杜甫还想念起北方的亲人。在《至后》中,他写到,“冬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故乡。”思念太深,不知不觉,梅花都要开了,可是“棣萼一别永相望。”这种愁绪,酒解不了,那就写诗吧。写诗可以抒写胸臆,情绪经过宣泄和倾吐。会好一点。但是写完诗,杜甫还是觉得沉重,“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

阿来在讲座中

终于,一个好消息传来:安史之乱平定,唐朝官军大胜。杜甫高兴极了。这一心情被记录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阿来说,这首诗不是在成都写的,大概是762年或者763年他在阆中写的。“但很不幸,这个消息并不准确。纵然如此,总算是杜甫高兴了一次,写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消息是假的,欢喜是真的,一心期盼好消息的心是真的。

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他如何用生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对话,用自己的文学天赋完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是阿来解读杜甫的重点。研读了杜甫这一组作品,阿来想起美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史诗重要的精神气质在于人的“不懈”。什么是不懈?就是对于自己的天赋使命不放弃。“危难时,坚韧不拔是不懈;安定时,发现美,事物之美,生活之美,也是一种不懈。这两种,杜甫都做到了。这也是某种英雄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光是杜甫,司马迁、苏东坡都是有这种“不懈”精神的人。

在本场讲座的最后,阿来提到,我们今天读杜甫,读他的忧国诗、怀乡诗,除了读出当时时代的悲怆,杜甫个人生存意味之间的那些尴尬以外,“更要从他的诗里得到那种经过升华的,从语言到情绪,到我们国家意识、文化意识的那种美丽。中国人封的三个圣。孔圣人是皇帝封的,关云长讲义气,武圣是帮会的人封的。对杜甫封的诗圣,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可能是更长久的,像他写的春夜喜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巨大的教化的力量。”

(本文图片由阿来书房 李惠军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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