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沉寂几年的演唱会市场似乎迎来报复性反弹。近来多场演唱会都一票难求，买不到票或者买了高价票的，则把矛头对准了倒票的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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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的演唱会市场，确实也成为一些黄牛的赚钱机会。4月29日和5月13日，在韩红演唱会和任贤齐演唱会开始前夕，文旅、公安、文化执法等部门联合行动，核验演出资质和审批文件，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共20人。

黄牛倒票是违法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倒票可以根据情节拘留或者罚款。所以，相关部门主动出击，打击黄牛，稳定演唱会市场秩序，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考虑到黄牛的隐蔽性，事后打击很难保证做到全覆盖，也有不少人建议要通过实名制等方式，彻底封堵黄牛可能的投机空间。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演唱会门票强实名制的趋势，但在这过程中如何防止误伤普通消费者，又成了需要考量的因素。

所谓强实名制，是指人、证、脸三合一。消费者在买票的时候，就要绑定身份信息，入场的时候扫对应人员的身份证加刷脸。如果这样的强实名制落实到位，就变得和乘坐高铁一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挤压黄牛的生存空间。

如果从打击黄牛的角度看，强实名制当然是效果最佳的。可从正在试验这种做法的几场演唱会来看，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确定退票的门槛。以前演唱会门票虽然也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可因为没有实名制，消费者可以私下转让，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去不了，私下转让出去也不吃亏，甚至有些还能赚一点。

可现在，如果施行强实名制，也就意味着不管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只能自己去，不去票就成了浪费。现在演唱会门票价格动辄大几百，上千的也寻常，这对因意外去不了现场的消费者来说，就是很大的损失。

或许也是因为害怕这些消费者抗议，试用强实名制的刘若英和梁静茹上海演唱会，就专门给出了退票的时间窗口。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允许退票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是售票制度中本就应该保障的事。但从演出方的角度来看，这就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一场演唱会的筹备往往是基于此前售票情况为参考，如果临到演出出现大量退票，票能很快再卖出去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不能很快卖出，那就可能面临利益损失。

所以，强实名制如果今后要普遍执行，在关键的退票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相比过去的随时可私下转让，今后消费者一旦买了票，遇到意外除了退票就没有其他救济渠道。而退票也确实可能给演出方增加更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演出方就需要仔细权衡，比如可以设置几个退票时间窗口、要不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等等。

黄牛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过去的售票方式比较粗放，给了他们钻营的空间。但也是这个空间，给了消费者私下出让票的自由。而如果想彻底消灭黄牛，就要投入大量的技术和人力成本。强实名制说起来简单，可是要全面落地，在设备和人力上就要不小的投入；而消费者私下出让自由的消失，也是一种隐性成本。

除此之外，网上其实也有一些人反对强实名制。认为听个演唱会，却要验证人脸，有过度收集数据的嫌疑，可能存在人脸数据泄露的隐患。这背后的深层问题，其实就是有序和自由的深层矛盾。强实名制代表的方向，是精细化的管制，能够最大程度保证有序，但这对绝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就意味着要让渡更多自由。

当然，在大数据时代，实名制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而从实际效果来看，高铁的实名制购票，确实最大程度上消灭了黄牛。而这大概率也就是演唱会市场的未来。不过现在已经出现的靠技术手段抢票，相对于那些只会手动刷票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作弊。而怎么减少这样的技术作弊，让票务市场变得更公平，仍有难解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