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朱翼帆

文献是学术的载体，学术文献更是中国思想学说的主要依托。早在100多年前，张之洞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之初，就为巴蜀学人指出了研究和注解儒家典籍的方向，形成“通经致用，求实创新”的学术传统，培养了包括廖平、宋育仁、蒙文通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有根柢的学术大家，在经学、小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研究等领域，作出了卓著贡献。

这一传统在四川一直传承着，先后在川大聚集了徐中舒、冯汉骥、任乃强、缪钺、杨明照等一批文献学领域名家。

新一代川大学人在注重现代学科分类中文、史、哲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古代典籍和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983年成立的四川大学古籍所，就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该所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直属单位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先后承担大型项目《汉语大字典》、《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等国家和教育部课题，出版《宋集珍本丛刊》、《诸子集成》系列、《三苏全书》、《宋人年谱丛刊》等成果。承担编纂的“儒藏”工程、“巴蜀全书”工程，在海内外享有不俗声誉，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与弘扬，苦心孤诣，一脉独传。

▲ 图片由舒大刚提供

▲ 巴蜀全书（部分），由舒大刚提供

2022年3月中旬，封面新闻记者走进位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内的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采访到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自从1978年考入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以来，舒大刚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40余年来，在这条道路上，舒大刚得遇明师，获助益友，以文献学、儒学和蜀学作为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沉潜涵咏于文献整理、儒学研究、蜀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传统文化普及等层面，成果卓著，现担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儒藏》主编、《巴蜀全书》总纂。

▲ 舒大刚在川大（摄影：徐语杨）

沉浸在古文献研究中

可以让时间变缓

在这次采访中，舒大刚就编纂大型文献工程的初衷、目的，经典文献整理的意义，以及现代人该如何阅读经典等，分享了他的诸多真知灼见。

时值春天，院内柳正绿，花正艳，与室内文献书香互相映照。采访之余，舒教授还带领我们近距离观摩了“巴蜀全书”的校刊稿。正在编纂过程中的几百种书目，铺陈在室内，洋洋大观。隐士严君平的《老子指归》，关于古代文学、词曲创作的《碧鸡漫志》，讲植物类和矿物类掌故的《博物志》，医学方面的《产宝》，还有一本叫《糖霜谱》，讲的是如何用甘蔗来制糖。覆盖经史子集，包罗世间万象，无不展示着巴蜀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随便拿出一本，翻开一页，可见到工整秀气的校勘改正字迹，细致专业。

一本古籍往往凝结着能穿越时光的智慧结晶，如果不整理、再版，原版就算能抵挡多久的岁月侵蚀，也常常因孤本、绝版，深藏阁楼深处，不为大众所知。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机会亲近古籍，学者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默默穿行，为后人搭建桥梁、理清脉络。

一本一本浏览下去，深入远古文献之中，似乎时间也变得缓慢许多，与院外不是一个世界。当下与过去，也似乎被悄然弥合了，显示出一种奇异的心灵治愈感。外面世界很大，声音很多，但总有一些人，在安安静静做学术。

“学术研究是一项精雕细琢的工程，和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并不在一条轨道上并行。在这样的时间落差之下，坚持和耐心就显得异常重要。”舒教授说。青灯古卷，沉浸在古籍之中是否会感到枯燥？“没有进入状态，会觉得枯燥。但一旦深入进去之后，就会觉得风景无限。古籍研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个人精神的滋养，是一场风光无限的旅游。”

明晰“经典”层次

捕捉“经典中的经典”

提到国学，不少人模模糊糊都知道些什么。但它准确的定义，却不是谁都能脱口而出。其实，不同学者的国学观，也不完全一致。

在舒大刚看来，先抛开历史上诸多繁杂的解释，国学就是“一国固有之学”，也就是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是某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作用、价值、目的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信仰，即形而上的精神家园。其中包括价值尺度、是非判断。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知识学得再多，也无法形成做事的最终依据，这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没有归依之所。因为这样就始终无法形成做事的最终依据；第二个层面是日用常行、形而下方面。国学指导当下的伦理修养、行为举止和礼仪规范。这个层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读一大堆的国学知识，做人方面可能仍然非常的粗野、低级趣味；最后一个层面是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知识体系，包括读书从哪里入手、学术上的特殊技能。

中华经典文献浩繁，汗牛充栋。如何阅读，从何读起？在舒大刚看来，这其中有轻重缓急的秩序。因为经典是分层面的。在舒大刚看来，中华经典至少有四五个层面。

第一层是原始经典，也叫元典，是孔子依据二帝三王历史文献整理而成的“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乐经》失传，今传五经），这是最原始、最早的经典，它们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最早载体，也是后来中华教化的主要依据。

第二个层面是围绕“六经”进行阐发的“传”和“记”，如《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尔雅》《易传》《孝经》等，这是对于经典义理的阐发和史实的补充。

第三个层面是诸子之学，产生与经典相应或相悖的子学著作，也就是《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以及后世《四库全书》的“子部”著作，如《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等。

至于文学经典、史学经典、方技经典、术数经典、兵学经典等等，只是在六经影响下，在一些具体领域产生的重要文献，从其成就的影响来说固然也可以称为“经典”，但它们不是元典，而是第四、五、六层面的经典了。

“社会上有些人把包饺子、做剪纸等技艺层面的东西也当成国学，那肯定是不妥的。层面达不到。”舒大刚强调。

经典浩如烟海，人生而有涯。读书成才，需要门道。在舒大刚看来，一个人如果忙忙碌碌地读书，精神可嘉，但也可能是乱读书。 皓首穷经、博览群书，固然是好事，但如果不得法，读书不科学，东看一本，西抓一本，没系统，也可能只能算是一个勤奋的书虫而已，获取的只是一堆知识，谈不上学问和见识。正确的方法是，先梳理清楚经典的几个层面，知道明晰源流，懂得轻重缓急，做的心里有数，有的放矢。所以有“不通目录学，读不了天下书”的说法。在中国古代，那些自学成才的人，都是懂得目录学的。近现代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学问大家，都是如此读书才有所成。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掌握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原始初心，那你就得从四书五经入手，因为这些经典才是原始的，也是根本的，永恒的。想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不能停留在第四五六层面的经典，而应追本溯源，直达性天。”舒大刚说，“人生苦短，学问有法。就好比拔萝卜，不能光抓上面的叶子，你要去尽量抓到萝卜。”

对于有志于人文经典研究的年轻人，舒大刚也言辞谆谆建议，“首先得熟悉经典，因为元典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次清理学术史，知道每一经的研究历史，熟悉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治学的方法和成就，然后是兼收并蓄，关注新材料，吸收新观点，做出新的创造和新的阐释。”

人物小档案

舒大刚，1959年生，重庆秀山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1993年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巴蜀全书》总纂、《儒藏》主编。

▲ 舒大刚在介绍“巴蜀全书”部分校刊稿（摄影：张杰）